从《恐怖分子》看算法时代：承认无能为力，未尝不是一种安慰

在电影院昏暗的从恐尝灯光中重温杨德昌的作品，即便我们的怖分视觉神经已被短视频反复冲刷至麻木，但在影片开场前的看算那几秒黑屏里，内心仍会升起一种近乎本能的代承忐忑与敬畏。这是认无一种久违的仪式感。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种安修复版《恐怖分子》，将我们带回了1986年。从恐尝尽管那是怖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起步阶段，但杨德昌老练世故的看算镜头语言与高度自觉的美学追求，让人浑然忘却了时光的代承流逝，仿佛它就在昨日。认无

《恐怖分子》剧照，种安主演金士杰。从恐尝

从《光阴的怖分故事——指望》到《恐怖分子》，杨德昌给台湾影坛带来的看算震撼不言而喻。他让电影语言变得如手术刀般精密，透过镜头的张弛有度，将台北演绎成一曲复调协奏。与侯孝贤东方美学的忧伤、王童扎实的叙事白描不同，杨德昌以优雅而疏离的笔触，勾勒出都市浮光掠影下的冷漠与孤独。他是真正懂现代社会的人。

杨德昌电影的主角，往往是那些需要被现实“教育”的人：
* 《指望》中的小芬：幻想通过问数学题拉近与暗恋大学生的距离，却窥见姐姐与他在床上的拥吻——情窦初开的纯真，终究敌不过叛逆的性感。
* 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的小四：因“兄弟”道义成为建中老大并获小明青睐，却遭遇在小马家帮佣的小明妈妈——道义在权势面前不堪一击。
* 《恐怖分子》中的李立中：执意寻找恶作剧电话者以消除误会、修复婚姻；而妻子周郁芬正需要这个误会来逃避出轨的愧疚，决心离开乏味的丈夫——活得正确，远不如活得肆意。
* 《一一》中的NJ：遭遇公司经营危机，与合伙人就在日本与大田公司认真合作，还是从台湾小田公司买盗版产生分歧；派NJ去日本考查，合伙人却借机完成了小田公司的入股——欲望的躁动提供了太多可能性，现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。杨德昌的主角，常是那个被留在原地的人。

《恐怖分子》剧照，李立群饰演李立中

美国学者詹明信曾撰文解读《恐怖分子》，他认为缺乏活力的李立中娶了自恋善变的女作家周郁芬，这种本就不平衡的生活被一个恶作剧电话推向疯狂，最终李立中的自杀是晚期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中的寓言。

影片中，警察突击卖淫窝点，为了逃跑摔断腿的淑安被母亲锁在家中，漫无目的地乱拨电话打发时间；与此同时，创作郁结、丈夫乏味的周郁芬接到了“丈夫出轨情人的电话”。她利用这个偶然打破沉寂的电话和“困顿婚姻的经历”获得灵感，创作小说得奖成名，搬离旧居与情人同居。一个排解了无聊，一个过上了想要的生活，这些制造不确定性的“恐怖分子”反而把握住了当代生活的精髓。李立中作为典型的失败者，并非因为他失去了晋升机会或妻子，而是因为他仍在漫无目的地试图挽回局面、维持原状。这种笨拙的努力，证实了他被时代淘汰的原因。

很难忽视杨德昌电影中的“新儒家”情结——那些失败的、站在原地的人，无措地代表着现实的对立面。精致利己主义的周郁芬为写不出好小说而烦恼，进而出轨；淑安的母亲旧情难忘，深夜点燃香烟凝视女儿的轮廓，忆起弃己弃家的爱人；被领导利用、妻子抛弃的李立中痛不欲生地自杀。电影中的人都有具体要承受的烦恼并做出抉择。这些抉择流露出导演的道德准则：站在“原地”的人成为悲剧，这是导演为观众提供的批判立场。这的确让人安心，因为人们会以为还有个“原地”可以站——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有是非标准的世界里。

周郁芬剧照

杨德昌并未直接在片中建立都市规则与道德准则的二元对立，而是通过引入技术物（相机和电话）制造的偶然性，展示在都市疏离网络中，人如何被影像和声音误导乃至毁灭。媒介技术推动着情节，也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底色。

富家子弟小强拍下了少女淑安的样子，被影像迷住。在暗房中，他反复凝视照片，基于被截取的影像构建了一个对少女纯洁美好的幻想。这看似客观、实则充满投射的观看方式，构建了主观的“影像牢笼”，制造了更大的“不确定性”。淑安在他熟睡时偷走相机并离开，影像编织的幻梦破灭。

被母亲囚禁的淑安，百无聊赖中恶作剧般将电话打给女作家周郁芬，谎称是其丈夫的情妇。小强用相机“观看”淑安，淑安用电话“言说”摧毁陌生夫妇的生活。借助电话和相机，复杂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被拉进主人公原本“纯洁”的世界，成为破坏的象征符号。偶然和不可预测性累积到临界点，主人公自以为是的平衡被击碎。时隔40年再看，令人恍惚于杨德昌的前瞻性——他预示了媒介技术嵌入日常生活，成为欲望的加速器。有趣的是，影片中那些漠视道德、满足欲望、成功把握不确定性的主角，即便代表了后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，杨德昌依然成功地让观众相信了他的道德立场。

《恐怖分子》剧照，缪骞人饰演周郁芬

这位上世纪的先锋导演，是否还能用那些“站在原地的人”面对瞬息万变的欲望迷失，来征服智能数字时代的观众？导演曾用二维视觉艺术复制出无法厘清的现代生活，刚被都市文明教化的人们，仍会惊异于其叙事的精密与复杂。

然而，如今的生活已在算法之下变得更加精密透明。人们可以在手机上切换到多维空间，扮演多重角色，同时执行多项任务。多重性和复调叙事，已不再构成叙事的艺术张力，更像是日常的复刻。

若《恐怖分子》的故事发生在今天：
* 困在家中的淑安不会消失，她会主动蜷缩在电脑前，不再无聊。她可能一边做着擦边主播，一边“崩着老头”。危险和刺激的现实场景已消失，欲望可以更加放肆、幽暗且畅快。
* AI比陪伴失意李立中的朋友更加热情，它不倦怠地提供充满哲理的劝慰，永远不停地关心着他。
* 恋爱游戏及合约约会均可菜单化定制，爱情被包装成提供情绪价值的商品。失恋的李立中能通过协约爱人、直播打赏等，得到充分的情感代偿。
* 他甚至可以将自己“被名人妻子背叛”的经历公布于众，摇身变为励志情感主播，贩卖“人间清醒”。

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中陈述着现世人的命运：如果把一切悠闲沉思从人类生活中去除，那么人类将终结于一种致命的超积极性之中……我们的文明将逐渐终结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。行动者，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，如今大行其道，超越以往任何时代。

当代社会人们通过技术排除生活中的负向力量，沉浸在各种正向累积的欲望里——更健康、更成功、更有钱……以至于，杨德昌电影中的悲剧风险都不存在了。

痴迷于摄影、不安于富足生活的富二代小强，幻想着靠“仙人跳”生存的淑安，是他眼中的天使；淑安无视小强的幻想，选择和出狱男友继续过着坑蒙拐骗的“自由”生活。本分只想升职的李立中，娶了完全不理解的妻子，却愿意用实惠的生存策略供养对方的作家梦。淑安妈妈深夜点起一支烟，听着胶片怀念恋人。

这些不切实际的人，是导演批判立场里藏着的浪漫。他们在生活中表现的愚钝，在现世人眼中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，更像是走向自我的毁灭。坦白讲，这些真诚、笨拙和在当代人看来无法理解的纯真，在这个行动者至上的现世社会里，临摹出人生少有的质感。

当李立中幻想着枪击中周郁芬的情夫，濒死的男人在镜头里缓慢挣扎、一步一步朝周郁芬房间爬去；在现实里，自杀的李立中，头被子弹穿过，血一滴一滴融入洗澡池的水中，无声地慢慢晕染开来；世界崩塌得惊心动魄。在那一刻，观众遭到沉闷的一击。

这个建立在批判立场上的悲剧，在当下的时代里带来了意外的效果：面对过度积极社会的反抗——承认了人的彻底无能。有时，承认无能为力，未尝不是一种安慰。

(责任编辑：焦点)